上海老城厢往事：即将消失的乔家路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陈思众 蔡黄浩
柏枝弄，110证。
梅溪弄，98证。
凝和路，443证。
蓬莱路，360证。
......
上海乔家路一百多年来的风雨，就这样被浓缩在黄浦第一房屋征收事务所的一块显示屏上。
12月15日，征收事务所的灯从凌晨一直亮到深夜，门口大红色签约墙上的数字不断攀升。在下午4:30左右，签约率突破85%，标志着乔家路西块地区的动迁板上钉钉。
今年初，上海立下中心城区完成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50万平方米的年度目标。乔家路地块被意外列入旧城区改造项目，涉及5800多张居民权证。3月9日，针对乔家路东块地区首先启动一轮征询。9月，除少数几十户人家不同意搬迁，东块已经基本完成动迁工作。
从乔家路西块的凝和路望出去，是高耸的上海地标环球金融中心
12月15日，在下午4:30左右，签约率突破85%，标志着乔家路西块地区的动迁板上钉钉。
2019年9月18日，乔家栅居委会外居民正在查看征收房屋的补贴计算标准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卢汉超在上世纪末对上海里弄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他在1999年出版的著作《霓虹灯外》一书中写道：“就上海在20世纪所处的重要地位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上海的里弄文化也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市民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在里弄房子出现70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超过72%的上海住宅都成了这种样式，而其中3/4为石库门房子。
但里弄文化究竟是什么？
著名的“弄堂住客”鲁迅在1935年写下散文《弄堂生意古今谈》，当中这样描述弄堂叫卖：“嚷嚷呢，自然仍旧是嚷嚷的，只要上海市民存在一日，嚷嚷是大约决不会停止的。”
而作家茅盾这样回忆他写作生涯开始的1927年，那年夏天他住在景云里，“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小，哭声笑声，吵成一片。”
2019年10月17日，街角杂货店的店主在门口的凳子上与两位居民聊天，他们已经认识了十多年
2019年10月10日傍晚，早点店店主的儿子正在和好朋友比身高
2019年10月17日，一位阿婆将衣服晾在晒架上之后回到屋内
经过弄堂口的大叔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把木梳梳头
弄堂里和蛛网一样凌乱的电线
2019年9月8日，古玩店外破损的时钟
时钟拨到21世纪的上海，往日平淡而不起眼的里弄住宅开始变得老旧、破败、格格不入，它更像是外来者眼中用来怀旧的文化符号和一个异类的城市景观。如今走进乔家路，仍能看到居民坐在形状各异的小凳子上闲聊，只不过话题从家长里短变成了如何“对付”动迁政策，你家砖头几块，分了多少钱。
一个月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度过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春节。
弄堂里外的特殊景观
壹
9月下旬，乔家路地块西块张贴出征收方案，分属乔家栅社区的居民陆续来到居委会主任路飞鹰的办公室复印动迁所需的材料。
“（动迁组）还在让我查遗产，人还没来。”一位爷叔与路飞鹰闲聊起来。
“身体好伐啦？”路飞鹰问道。
“身体不灵，就这个样子。”
“你就吃老酒（喝酒），再吃好了。自己撑住。”
路飞鹰对弄堂的感情是矛盾的。他是知青子女，9岁随父母回到上海后一直定居于乔家路。
乔家栅居委会主任路飞鹰
初到时，他震惊于这里的拥挤和逼仄，如今自己生了孩子，情况更甚：父母、妻子、孩子加上他，一家五口挤在只有17平米的屋子里。孩子从幼儿园放学，一路跑到爸爸工作的乔家栅居委会办公室，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爸爸反锁在办公室里，再蹿到隔壁房间，开开关关，不亦乐乎。
“他现在三岁半，皮得要命。”路飞鹰转头解释道， “家里没有门给他关。”
路飞鹰欢迎动迁政策，并倾向搬走。按照现在的评估方案，他在松江置换了一套经济适用房：“总归希望小孩以后有一间自己的卧室。他现在不懂，以后写作业可能会觉得我们吵到他。”
乔家路所处的老城厢弄堂狭窄，没有排污管道。时至今日，仍能看见部分居民在路边倒马桶、洗马桶的景象。
就连排水管道也因为过分陈旧而给居民造成不便。五六年前的夏天，路飞鹰刚刚回到乔家栅居委会做干部，就接到不少居民的投诉电话，反映家中漫水。路飞鹰曾协助一名助残员送残疾人去医院做鉴定，结果不料台风天，对方行动不便，被困在家中。“轮椅都推不进去，（楼道里）全是水。”他将对方背出来送去医院体检的路上，看到弄堂里四处漂着水盆，甚至还有马桶盖子。
直到世博会后地下排水管道全面改造，情况才有所好转。
乔家路地块没有铺设排污管道。2019年10月17日上午，一位居民正在冲洗“马桶”。
2019年10月25日，乔家路上，一个刚放学的女孩正在屋外洗手。
只是，弄堂里特有的亲密感又使他感到不舍。
在成为乔家栅居委会主任之前，路飞鹰曾短暂地在某个高档小区的居委会工作。“那里做活比这儿难。”他回忆道。一年暑假，他试探性地问小区里的一对教授夫妻能否为社区孩子开设书法班，教他们写毛笔字，“根本叫不动。”
电梯房里上上下下，没有声音。
回到乔家路的感觉则不同，老邻居总是主动来问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出黑板报时也很积极。每天早上，路飞鹰从家里走到单位的几分钟路上，能碰到老面孔——在这里做居委主任久了，几乎人人都认识他——笑脸相迎、打个招呼，这一天就算正式开始。
“很多阿姨说，就算动迁了，到时候也会弄个群，多聚聚。最好搬到一起去！”路飞鹰笑呵呵地说，“我跟她们说，这是理想中的，不太可能实现。”
2019年10月17日，一名小贩正在兜售2020年的新年历
贰
弄堂里几乎能自给自足，向外走显得像一场不必要的冒险。
崔姨（化名）今年59岁，大半辈子的生活都在弄堂里度过。小时候她家住在倚马路的平房，兄弟姊妹4人、父母2人、爷爷奶奶2人——8个人挤在17坪的房子里。即便这样，也算是条件好的。周围有人家住在泥土搭成屋坯的房子里。“茅草屋，尖尖的顶。”她比划着。
她的母亲当时在上海市食品一店工作，单位分得一套在浦东东昌路的新公房，总是宽敞些，但家人都不情愿搬迁。“因为要过江，那时候总觉得浦东是乡下。”崔姨笑了笑。
眨眼间，半个世纪过去。
为了便于照顾年迈的母亲，崔姨曾短暂地搬入浦东永泰路上的一幢电梯房租住7年。而后孙女出生，母亲患上了老年痴呆，左思右想下，崔姨在两年前重新搬回熟悉的乔家路，在弄堂口买了间有晒台的租赁房，与孙女同住，将母亲就近送入社区里的山海苑养老院。
但1300万的蛋糕只有一块，六个人都切一刀，她就不可能买得起心目中三室两厅的房子。
“动迁组的房源，我们只能拿一套很远很小的。儿子和媳妇就在附近的邮局上班。”于漪萍顿了顿，“远一点倒也无所谓，毕竟近的房子不要说一套，半套也买不起。”
她打听过，“（房子）买到浦江镇，8号线到终点站，公交再坐两三站路，最便宜的两室一厅也要300万。”
“每天晚上都睡不好。”午饭前，她勉强裹着睡衣眯了半小时。
于漪萍的丈夫是个老实人，平素里去菜市场买菜煮饭都是他一手操持。这会儿他给于漪萍递上一碗淋好麻油的小馄饨，也是他在隔壁菜市场买好的馄饨皮，自己拌的馅。他晓得于漪萍最爱吃纯肉的。
邻居说，平时他没脾气，从来舍不得和老婆吵架。 唯有谈到哥哥的时候，老先生的嗓门不由高了起来：“他们没考虑到这个遗产为什么这么多。原来没有这么多，房子本来只有三间，我们自己出钱造成了六间。”
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哥哥，已经在微信的家庭群里沉寂了三个月。动迁组的电话拒接，短信不回，就是不肯出面接受调解。 他们已经错过了签约和搬迁奖励的好时机，眼见着邻居一户户搬空，他们心里也不好受。只知道以现在的条件，签字就等于没了合适的去处。
“我们也想走，但都是工薪阶层，几百万的事情（哪能开玩笑）。”于漪萍说道。
说话间，一条小黄狗从她家屋里蹿了出来。
“阿旺！”于漪萍的邻居扔给小狗一块红烧肉。这一幕被路过的摄影爱好者撞见，驻足拍摄。
对面房屋征收后，一户人家在搬走时遗弃了这条小狗，被于漪萍收留了下来。“没人要就变成流浪狗了。”
2019年10月10日，往日热闹的乔家路与凝和路路口已经冷清了下来
2019年9月18日晚6点半，凝和路上的水果摊旁，一家五金店贴出了“房屋拆迁，清仓处理”的告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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